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安全体系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挑战，如何在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乡村进行有效防控是其中一大难题。两个多月以来，通过党员的带头拼搏、基层组织的有效引导、民众的积极响应，我们在有限的条件下，迅速阻遏了疫情在乡村的蔓延。这既有赖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配合，也有赖于我国独特的乡村治理机制。我国乡村治理机制是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进行基层建设与公共管理的重要抓手。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其优异的组织与引导优势，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与总结。

　　第一，我国按照“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依据乡村实际情况制定各类政策措施。该战略促使大多数乡村保留了非单一化经营、村民个人经营种类多样化的模式，村庄内居民的生活与生产可自成循环。在疫情爆发初期，各种支援尚不足的情况下，能够满足村际隔离与村镇隔离的必要条件——饮食与各种生活要素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给自足。

　　第二，我国乡村的基层组织方式并非西方的“村自治”（the village self-government），而是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村民自治”（the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因此，村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要依靠村民的广泛参与，村民之间利益相关度极高，不易产生西方乡村中常见的本土居民与城市迁移人口之间的矛盾，公共危机发生时也不易出现大量冲突与不合作行为。

　　第三，我国乡村治理机制具有设置合理、行动力强的特点。村民委员会是建立在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公有基础上的受中央政府领导的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天然享有在村庄中的种种自治权利，始终处于主权者地位。这样的机制既充分发挥了群众自治能力，又能与地方政府进行直接沟通，使基层组织的管理者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集体优势并进行有效引导。

　　第四，我国独特的乡土文化、乡风民俗有助于在基层社会中产生集体协作精神。在防疫过程中，我国大部分乡村通过拉横幅、喇叭喊话及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对村庄内居民进行柔性引导，而非采取强制措施进行隔离，收效良好。

　　我国乡村建设强调城乡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意味着对城市与乡村之间差异化的社会组织结构的认识。然而，令人担忧的是，部分乡村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未能有效整合各方面资源、形成符合要求的新机制，反而出现了以城市化代替城镇化、以提高乡村产业经济代替建设乡村文明的态势。此次疫情中乡村治理机制的有力表现，提醒我们要坚定城乡协调发展道路，深化对乡村独特价值和功能的认识，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质量与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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